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统筹兼顾，强调五个统筹，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自主创新、建设新农村和建设两型社会等。
林毅夫：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要缩小和赶上发达国家必须依靠投资，但我并未如一些人断章取义的那样，强调以政府投资为主体，这是第一点。因此我们在表述上面不同，如果说，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我同意是消费，发展的目标是生活的改善，福利水平的提高，那都是跟消费有关的，如果发展得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这个我完全同意。
反过来讲，如果基础设施不改善，就会出现瓶颈，在这种状况之下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怎么会低呢，消除瓶颈的回报率投资会高，数学模型也可以证明，实践也可以证明。另外，政府必须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基础设施的改善，金融体制的完善，这些都是政府必须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地方，而且需要对创新有更多的支持。而实际上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实现了年均10.8%的增长，比9.6%还高一点二个百分点。未来还能不能实现高增长，不在于过去发展得有多快，而在于现在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哪一个发展水平。要挖掘这个潜力，一方面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但或许让林毅夫没有想到的是，回国没多久，对于他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便扑面而来。1998年以前，只要是两位数的增长一定伴随着两位数的通胀，比如1987、1988年通胀达到18%，1993、1994达到24%。这也是研究开发经费不断增长，但产业创新能力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大学和研究所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产业创新最终还得靠企业。但总的来说，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突破性创新成果十分有限。由于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低下，导致与产业相关的核心技术供给需要政府来投入解决，而政府主导的重大科技计划往往又缺乏产业需求互动的机制，并不能有效支撑产业的自主创新。例如中国研发和制造的高速列车，既要适应南方潮湿的环境，又能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这些产业需求的背后，必然促使企业产生对基础研究的需求。
而在1991-1998年，美国企业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平均比例就达到了25%左右。我国企业可以实施以自主研发为主的开放式创新模式，通过整合全球知识来提高基础研究能力。
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0%来自三资企业，几乎全部的光纤制造装备、集成电路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装备的80%、数控机床的70%、医疗装备的95%依赖进口。多年来，中国汽车摩托车、农用机械、电池、电视、手机、整机及芯片、化工材料、医药、食品、文具等行业纷纷遭遇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试图用国家的公共研发来替代本该企业作为核心主体的市场型基础研究，不仅不现实，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高。由于基础研究绩效的评价仍然是论文和专利，许多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乐于做有资金保障的纯基础研究，不愿意做应用性基础研究，从而导致了新一轮的回归象牙塔现象，导致许多科学研究脱离企业需要。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索尼、松下和东芝主导了世界IT产业和家电产业，但现在这一位置被已被美国的微软、苹果等公司所取代，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企业忽视基础研究，而相对而言美国公司更加重视基础研究。这种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显著增强了公司竞争力。很明显，加强企业主导的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经济杠杆和管理体制创新，引导企业从事面向产业需求的基础研究，因为只有企业自己最清楚所在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向。
脱离了内部基础研究的开放式创新，不仅不能吸收到最新的科技创新知识，反而容易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创新和生产布局的资源提供者。尽管近年来我国以科技为基础的创新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以大学研究为主导的技术转移和创新的效率较低、产业创新能力增长较缓、成果转化缺乏动力、各方利益冲突等问题仍然亟待解决。
在有些时候，政府非常希望企业能够参与重大项目研发，利用政府投入强化企业自身的研发实力。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有限。
随着我国企业从国外引进技术的先进和复杂程度与国外主流技术越来越接近，很多先进技术背后的基础性原理，特别是涉及到与中国国情有关的基础性研究，国外已经没有先例供我们参考，需要中国自己去完成。在研发资源配置上，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计划和市场机制的互补作用，诱导我国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如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单位的分布和承担国家973计划项目负责人的单位性质来看，企业参与国家基础研究项目太少，而且主要是少数几家国有企业唱主角江平：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权如何保护的问题。税收是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作为纳税人，有权利来决定这些税收怎么用，这个在法律上是很明确的。如果你过去做错的都不改，老百姓怎么会对你将来有信心呢？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是错误的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胡释之：所以不管你是发旧36条还是新36条，甚至再发一个新72条，都不如你干一件纠偏的事给人提气，给人以信心，给人吃定心丸。
江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政府如何真正做到取信于民？现在许多的问题是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一些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你经常多变。按理说，政府是花老百姓的钱，收老百姓的钱，所以你花钱收钱都得受约束，所以要有预算法来限制政府花钱和收钱的自由。
第一个就是私权受私权的侵犯。现在呢，不是去区分正当不正当，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大家的力量博弈，谁斗得赢就归谁。
第二个就是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受到政府的侵犯。我想以后不能再由部门来提出立法，现在好多部委都有专门负责立法的司局，这个是不可以有的，都得收编到人大。譬如说山西把民营煤矿都归到国有了，这是很明显的侵犯民营企业的做法，但是没有人纠正。再说一点，李剑阁说他前段时间在政协开会，好多民营企业家说他们根本不信旧36条和新36条里说要放开垄断行业，因为多年沉痛的教训告诉他们，进去了很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有去无回。
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rights被翻译成权利，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
比如说现在还有好多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混作一谈。张维迎有一句话就说，有特权的人没人权。
核心提示：1、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2、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这能够振奋人心，让人感觉新领导有新气象3、我们始终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是错误的。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
你部门去提议立的法，肯定就是维护你小部门利益的法，绝对不可能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法。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胡释之：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总量超过日本，全球第二，按理说是欣欣向荣的一个国家，给人无限希望的一个国家，但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富人纷纷移民，弃船而去。现在法律有一些改善，比如拆迁条例里面对于私权的维护是比以前多了，但是越往基层，这个方面做得就越差，到了基层应该说仍然是政府想拆就拆，个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大的保障。我们今天实际上也仍然处在私权不发达公权庞大的情况。
要是政府能够在一件事情上，纠正过去的偏差，老百姓就有了一个相信你的希望了。所以有远见的领导，还真得趁自己有权的时候，在位的时候，把法治建立好，主动把自己捆绑起来，把自己关到笼子里。
现在来说好一些，人们越来越敢为自己的权利抗争，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受侵犯，进行一种很坚决的抵抗。虽然这样一来，自己的权力会受限制，短期利益看起来会受损，但是这会有利于你的长期利益，你会享受到这种健全的法治对你永久人权的保证。
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这一步一步的纠偏措施会树立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